略论广德地方文化的形成及层次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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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广德地方文化的形成及层次

张超

任何一种地方文化的产生和延续，都跟这个地方特定的自然环境、区域位置、社会状况以及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，它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坏境互相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历史遗存、文化形态、社会习俗、生产生活方式等的总和。广德自东汉建安八年()建县，余年来，“民性驯良，风俗朴茂[1]”，但广德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，加上王朝更迭，屡经兵燹，逐渐形成了具有广德特色的地方文化。下面就广德地方文化形成、层次逐一分析，未免不足，权当抛砖引玉。

一、广德地方文化的形成

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自然与社会交融，我以为广德地方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：吴越文化独立发展阶段、楚文化融入阶段、汉文化融合阶段、文化断层重建阶段。

（一）吴越文化独立发展阶段

大体从原始文化诞生到楚国占领之前。广德地处长江下游，跟太湖流域紧密相连，属于古代吴越两国交汇之地。历代州志皆云：广德夏商周属扬州，春秋战国属吴，后属越。目前已发现众多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和土墩墓群，出土了大量的石器、陶器和原始瓷器等遗物，从中可以看出广德属于吴越文化的主要分布区，这一时期各个部族氏族相对独立、封闭，过着披荆斩棘、刀耕火耨的日子。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柏垫镇下阳遗址出土的犁形器、破土器，新杭镇陈家边遗址出土的3件大型有段石锛，不仅磨制精美，而且体量很大，充分说明了当时广德农业文明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，而且与良渚文化保持着某种联系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柏垫镇粮长门遗址出土众多石戈、石钺、石矛、石镞、石箭头等兵器，桃州镇白洋村出土的一套青铜打击乐器青铜句鑃，以及其他遗址出土盅、尊等陶酒器来看，广德先民还有尚武好战、敢于抗争、性格豪放的一面。

（二）楚文化融入阶段

从楚国统治开始到战国晚期。广德南北多山，中间为平原、盆地，成为杭嘉湖平原与中西部地区一条重要的军事要道，自古就有吴头楚尾之说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从公元前年“楚子重伐吴，为简之师，克鸠兹。至于衡山[2]”到公元前年“夏，楚子西、子期伐吴，及桐汭[3]。”广德经历着荆楚与吴越上百年的战争摧残后，最终成为楚国的领土。楚文化具有浪漫飘逸、多神崇拜、崇火尚凤的特点，《汉书地理志》云：“楚人信巫鬼，重淫祀”。这一时期原始的吴越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开始接受楚文化的渗入，文化多元化开始萌芽。广德众多的土墩墓群中坑葬方式的增加，以及年誓节出土的一千余枚楚币——蚁鼻钱，都是楚文化渗透最直接的证据。明嘉靖《广德州志》引旧志云：广德人自古“俗信巫而尚鬼”，这与楚文化的传播有着内在的联系。

（三）汉文化融合阶段

从秦统一江南开始到清朝咸丰末年。这一时期是封建文化确立和全面发展的过程。秦一统后，广德被纳入中央政权，并设置了郡县（鄣郡、故鄣县），山越人逐渐被征讨和招抚，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大量涌入，这里的经济得到了开发，从而加速汉化的过程。之后的两千年，封建统治不断加强，以儒学为代表的文化思想得到长足发展。这一阶段影响广德地方文化发展的元素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1、移民的影响

秦始皇徙大越民，孙吴江右士族东迁，唐末五代和靖康之变两次南渡，广德总共经历四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。除大越民外，其他三次移民都是中原文化的载体，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，也带来了儒家思想、礼乐文化。特别是一些官宦和世家迁徙到广德后，后来很多都成为了本地望族，像濮阳氏、沈氏、李氏都是其中的代表。

广德濮阳氏，据《濮阳氏旧谱序》载：唐末时，由淮阳南渡，迁居广德。后宗族繁衍城西，至咸丰年间，濮阳氏丁口一万有余。有“广德濮半州”之美誉。濮阳家族以耕读为乐，自宋淳熙六年濮阳檝进士及第始至清末，先后出现了3名进士、10名文举人、3名武举人、贡生达56人，可谓蔚为壮观。广德沈氏，先祖居浙江吴兴，钱俶纳土时迁居广德。第四世沈锐，博读子史百家之言，喜为诗文。北宋熙宁六年（）其子沈凭、沈冲，同时高中进士，传为一时佳话。之后陆续有沈伾、沈虚中、沈傃相继进士及第。南宋淳熙年间，其中一支迁往宣城，后裔中以明万历年间文状元沈懋学，武举人沈有容最有名。广德李氏，据明嘉靖《广德州志》载：五代时，江南李主后裔迁入广德东亭李村。至明朝，李崇谦中举，官至吏部郎中；其子李得阳进士及第，官至户部尚书，其孙李敷章一代硕儒。还有李天值、李征仪，祖孙二人，双重进士，同朝为官。

另外还有査氏、范氏、耿氏、钱氏、姜氏、巫氏、戈氏、宁氏、步氏等，这些著姓望族不仅是地方文化的标志，也是地方文化精华的承载者，更加注重教育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，从而大大的加强和深化了汉文化在广德传播的速度，促使社会风气由尚武逐渐向重文转变。

2、教育的影响

据旧志云广德“君子业儒术而尚质朴[4]”，而非“初，广德人未知学[5]”，至少在唐末五代时已有儒学。据明嘉靖《广德州志》载“儒学在州治东南隅，旧学在五代废弛，基址湮没。”北宋大中祥符八年（），时任广德军司理参军的范仲淹，建书院于城北，聘三位名士执教，重启了广德兴学重教之路；五十年后广德知军钱公辅筑学堂，聘查深为师，教诲郡人子弟逾千，“桐汭士风由兹益盛[6]”。之后，历任广德的官员都尊儒重教，捐赠薪俸，兴建学堂，置办学田，广德本土人才相继辈出，“郡人之擢进士第相继于时[7]”，“故历宋、元以来，文章科第之盛,甲于全省[8]”。据统计，宋至清代荣登进士近百人，明清两朝考中举人有人，考选贡生有人，广德从文化落后地区逐渐变成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。

3、官员及文人的影响

广德历代官员不乏政绩卓著者，“自宋梅、范、钱、孙诸公踵至，为之兴利除弊，延师劝学，人文遂以蔚起[9]”。特别是北宋太平兴国四年（年），脱离宣城设立广德军，行政建制得以升级，再到南宋政治中心转移至杭州后，广德交通、军事价值更加突显，与朝廷的联系更加密切，来往的官员和文人更加密集，一些文人墨客甚至举家迁居于此。他们和广德本土文人一起，徜徉在桐汭两岸，寄情于山水之间。从白居易的食笋、皎然的桃花石枕、张志和的钓鱼台，到梅询的集仙台、曾巩的鼓角楼；从范仲淹的石溪发问、岳飞的金沙言志，到何大圭的玉船风动、辛弃疾的中秋寄远；从梅尧臣的采茗、周瑛的植桂，到倪涛的有感、朱元璋的美梦。大量以桐川八景、广德十景、广德古城为代表的风景名胜和以竹、茶等为代表的自然资源，被写入诗词歌赋，以灵秀、自然、清淡为特点的广德地方文化色彩开始出现。

4、宗教的影响

《明一统志》云广德人“喜事鬼神”，旧志亦云“俗信巫而尚鬼”。从汉朝开始，相传宝林禅师“有神术，常就横山巅一石坛，朝夕屈膝其上，讽诵经典，开山悟道[10]”，时张真君“尝学道于横山，师事宝林禅师，昕夕礼斗甚虔，道成，就山巅大构北斗殿[11]”，徐仙则选择城南的丹井山“择而居焉”，“就山凿井炼丹[12]”。到了唐朝，广德的佛教、道教蓬勃发展并开始兴盛，智通禅师、法苑禅师、慧琳、慧静等高僧和道教的苍仙等都曾在此修行研习、传播教义。智通禅师“居横山石坛，虔心求道，《法华经》一部凡七卷，每日于山腰路上诵一回[13]”；法苑禅师则于唐天佑年间，修建通天寺、圣感寺，讲经授徒；苍仙“爱羲苍佳丽，幽栖久之[14]”。同期，崇法寺、东泉寺、灵山寺、竹山寺、保安寺、云门寺、天宁寺、牧马寺、唐兴寺、上辛丰寺、张君祠、武田庵等有名的寺庙道观相继建成，史载“环四境计之，佛庐几于栉比[15]”。佛、道两教的发展加速了汉文化在广德的传播，奠定了广德“江东道院[16]”的称号。

5、祠山信仰的发展

值得